90后一代的成长经历里可能已不太有“零拷”这个词——到处都是包装精美的商品、货架琳琅的超市，提着玻璃瓶麻布袋热水瓶去“零拷”小东西的记忆，对年轻人来说是不存在的。
但是仔细想想，“零拷”时代真的离我们很远吗？倒也未必——无论是当年大街小巷常见的“货郎担”、每条弄堂口都有一家坐镇的“烟纸店”，还是每个月少不了要去跑两趟的“粮油店”，都是风靡贯穿七八十年代的宝藏，到九十年代依然不少见，距今也只是二三十年的时光。
从前没有外卖，没有跑腿，没有代购，没有闪送，但是上海阿姨足不出户，也能将一天的吃穿用度配齐——只要听到拨浪鼓响起来，就知道：货郎担来了。
货郎也许来自上海郊区，也许从江浙一带远道而来，共同点是挑着一副货郎担，手里摇着拨浪鼓，一边吆喝着，一边走街串巷做起小买卖。
货郎担上的东西满足你对开门七件事的全部想象——油盐酱醋、大米火油，可以论斤也可以论两零拷。拿食用油来说，从一开始的菜油，到后来的豆油，再到时髦的新事物精制油，只要你准备好玻璃瓶塑料瓶，都是可以零拷的，一勺子下去就是一斤，童叟无欺。
副食品也难不倒货郎担，卖豆腐的，卖豆腐乳的，大到巴掌大的一块嫩豆腐，小到指甲盖大的一块玫瑰豆腐乳，货郎都能给你整整齐齐码在小碗盏里，还会多舀一勺腐乳汁，拿来烧腐乳肉是最佳。
货郎担的“零拷”不限于吃——小到一根针，一卷洋线团，一枚顶针箍，一粒小朋友玩耍用的玻璃弹珠，一沓香烟牌子，一只“贱骨头”，一包橡皮筋；大到沉甸甸一只黄铜汤婆子、3米长一根晾衣裳竹竿，从日用品到娱乐用品通通送货上门，零卖量贩。
上海女性的精致与讲究，在货郎担上也有体现——一些特别的美容用品零拷同样出现在货郎担上——雪花膏、蛤蜊油、发蜡——一开始还不是发蜡，是泡在一盆水里的木头刨花，泡出来的胶质粘稠，就是最古老的定型啫喱。绍兴货郎嘴里喊着“顶呱呱的银刨花”就来了，卖的时候连啫喱带刨花一起盛给主顾，用现在的话说那是相当“森”系。
到现在，上海的一些小店里依然保留着写有“雪花膏”的一个大玻璃瓶，零拷一份只需三五元，更多人零拷雪花膏不是贪便宜，而是追忆当年少女时代的一抹幽香。
每年入夏以后，弄堂里又会多了白兰花的沁人心脾，叫卖着“栀子花白兰花”的老婆婆，和叫卖着“枫泾……豆腐干！”的老爷爷，一起构成了上海小囡初夏的嗅觉和味觉记忆。
老早底的货郎担，有时候不光是送货上门，还送服务上门——家里的碗一摔二了，留着，等补碗匠过来，一根洋钉帮你搞定，补到滴水不漏；台风天阳伞吹喇叭了，留着，自然有修阳伞的来帮你整骨；平常家里用剩下来的牙膏皮、吃剩下来的鸡胗皮甲鱼壳，也都是不扔的，拿个小袋子套好，挂在门背后，就等收废品的来回收再利用。
据新闻报道，位于北梅溪路的上海最后一只老虎灶，直到2013年才告关门。之前，老虎灶陪伴上海人民已有100多年。
生于1960年前的上海人大概都有过“泡老虎灶”的经历——带好热水瓶，到老虎灶店买好筹码——通常是竹头片做成的，随时代的变迁，一瓶热水从几分钱到几角钱不等，滚水泡回来，就好泡茶或者汏浴。
而比老虎灶更受小朋友爱戴的，无疑是每条弄堂口都会坐镇着的，一家烟纸店。上海话“烟纸店”乍听起来像“胭脂店”，小时候总给我一种里面卖胭脂唇膏的错觉。又有时觉得是“燕子店”，因为她就仿佛燕子一般，筑巢栖居于弄堂口，虽然是小小的巢，里面的内容却很丰富，又很亲民，好像随时准备着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烟纸店里令小孩子眼馋的东西太多了——一张牛皮纸包起一个三角形的小包，里面可能是橄榄蜜饯，也可能是瓜子花生咸炒豆的混合零食，那就是记忆里的“每日坚果”。
烟纸店里能零拷的东西，跟货郎担一样，油盐酱醋腐乳酱菜样样有。小辰光帮爷娘打酱油，大起来了帮自己打老酒——黄酒白酒啤酒，除了红酒没有，其他颜色大多数都能拷得到。拷老酒的勺子分大大小小好几种，整齐划一地挂在墙上，样子看起来有点像现在拉面店煮面的长柄吊勺，小到一勺二两，大到一勺一斤。不过啤酒就不好用吊勺来打了，否则要漏气的——直接在桶上安个小龙头，买多少放多少。
零拷最大的优点一是价廉物美，不用一次买许多吃不掉浪费，其他的还有一大优点是环保，绝无过度包装——不像现在超市里买包虾仁，纸盒子外头有塑封，纸盒子里厢还有真空塑料袋。有些零食更加夸张，塑料袋里还有十几只小塑料袋，小包装方便是方便的，但是一包零食吃到嘴巴里没多少东西，丢丢垃圾倒有一大包，实在太浪费了。羊毛出了羊身上，买零食的钞票倒有一半买了塑料袋。
直到大学时代，我还在烟纸店买过“零拷”的洗发水——袋装，每小包只有两张邮票大小，一次洗头用一包刚好——不像现在大家都习惯于将大瓶洗发水寄放在洗发店，这样的散装洗发水胜在轻便，去学校浴室再也用不着提着大包小包。
对上海原住民来说，弄堂口小小的一爿烟纸店，其功能可能就像今日的shopping mall一样，司空见惯，又万般离不开。而在实用功能之外，烟纸店还特别拥有情绪价值——上海作家程乃珊曾写道：“在我童年记忆中，印象最深的是临尽深巷小弄的烟纸店。这种上海人俗称夫妻老婆店的，是很有人情味的。”去烟纸店打公用电话的时候，熟悉的店主给递根烟、塞颗糖，彼此之间既是销售与主顾关系，同样也是邻里情义的延伸。
如果说烟纸店是每个小孩的向往，那么粮油店就是每个小孩实现“家庭童工”用途的去处。现在的小囡大概不知道火油是啥东西了——七八十年代，上海滩还有不少煤球炉，因为生火烧煤球会产生废气，家家户户都习惯在家门口烧煤球炉，一到烧夜饭的辰光那是相当壮观。
到后来煤球炉慢慢少了，市面上慢慢的出现新式“煤油炉”，零拷煤油也就应运而生了。粮油店的煤油当时又叫火油，可以零拷。而煤气灶、脱排油烟机，那是要到90年代才开始慢慢普及的了。
而热水瓶，不只在老虎灶是一宝，在粮油店也能“热水瓶装一切”：买老酒可以用热水瓶，买冷饮水还是用热水瓶，冬暖夏凉，实属零拷必备神器。
我最喜欢的却不是拷火油或者拷冷饮水，而是“放大米”，至今仍然想念粮油店里的“沙沙”声——拿好一只麻布袋，跑到粮油店，将布袋套在一个形如垃圾簸箕的铁皮口子上，不多时，售货员启动机器，就会听到大米淅沥嗦啰落到布袋里的声音，用今天的话讲：十分治愈。
每个经历过零拷时代的人，也许都有自己最特别的记忆。像作家、美食家沈嘉禄，记忆里最特别的就是——肉骨头汤也有零拷的。“当时上海好几家肉松厂都会供应肉骨头汤，供不应求，要排队买，买回去加点线粉鸡毛菜烧汤，味道来得好呢。”
除了吃能零拷，精神生活也好零拷——作为作家，沈嘉禄拷过一样平常人家很少会拷的东西——墨水。在瓶装墨水一瓶卖一角五分钱的时代，如果自己带着墨水瓶去零拷，灌满一瓶就只要四分钱。文具店或者小型百货商店，竖起排开四个墨水瓶：黑色、纯蓝、蓝黑、红色，瓶子下端有龙头，拿着矮胖的墨水瓶凑过去，跟龙头对接上，少顷就灌满了一瓶。“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，零拷墨水一直都有。偶尔还有绿墨水，我读中学的时候听同学讲，绿墨水是专门用来写情书的。”
不光拷墨水，心灵手巧的作家还常常去拷油漆——“金陵东路有一家油漆店，常常要排队的。因为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，上海人流行自己做家具，所以零拷油漆生意火爆。建材商店通常只有灌装油漆，但是零拷店最少两三角钱就能拷来足够的油漆，颜色丰富——有燥白、奶白、本白，中绿、中黄、蓝、黑、大红、棕色等等，做家具要用到的改良漆、树脂清漆、泡力水（虫胶清漆）、腊克（硝基清漆）、香蕉水，也都有零拷的。”
沈嘉禄亲手做过的家具，小到床头柜，大到床板、沙发，甚至搭阁楼，到现在还保留了当年的几件木工工具留作纪念。
“光沙发就做过五对，包括沙发套和茶几。”据沈嘉禄回忆，当年要想买一套像样的家具来改善生活条件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小年轻结婚，凭着结婚证和户口本，才可以获得购买一套家具的资格，而且没什么选择余地——到新婚夫妇的家里去看看，会发现家具都是一样的：大衣柜、五斗橱、一张小方桌、一张床，还有一只夜壶箱——五大件，480元，相当于普通人一年多的工资。如果想凑齐“36只脚”，还需再破费96元，买上4把椅子。“4把椅子就等于2个月的工资了，侬想想看，现在如果用2个月工资去买4把椅子，是否也蛮奢侈的？那会儿的小方桌还是不是八仙桌，八仙桌是一米长乘一米宽，小方桌只有75厘米乘75厘米，为啥？因为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啊，没那么多小菜吃，自然也不需要那么大的八仙桌。”
正因如此，上海滩“自制家具”一度盛行，人人都是半个木匠。“七十年代末，家具店里人造革沙发售价104元，而且还只是一只的售价。”沈嘉禄利用下班时间自己做起了沙发——先要忙采购，做沙发必须的弹簧、麻布、麻绳，都是紧俏商品，需要从虬江路、蓬莱路等几个不同的市场一一开后门寻觅齐。
“做沙发是比较有难度的：做得不好，坐下去要么回弹不上来，要么弹簧咯吱咯吱响。还很容易做得棱骨边缘不清，看起来歪歪斜斜。做不好就要拆掉重新来过。为了做好沙发，大家彼此之间还会交流技术。”据他回忆，过去的沙发比现在工艺难度大得多，“现在的沙发就是木架子上放海绵，以前做沙发，工序可不少——先要搭好木架子，再上帆布带，把弹簧一个个钉在木条子上，用麻绳绑好，用棕绷丝覆盖上去，然后再覆上剪裁缝纫好的沙发布套子——棕绷丝的作用类似于海绵，但是坐起来更有韧性，比海绵更加舒服。这一整套过程全部手工完成，包括剪裁缝纫沙发布，都是自己来”。
104元只能买一个的沙发，经过匠心巧手，40元就能做成一对，放在家里不但挺括大气，还相当耐用，一对沙发用个十几二十年完全没问题。
“当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零拷？其实是因为大家的生活水平都不算高，商家为民考虑，晓得大家不宽裕，精打细算，所以适时地推出这样的零拷产品，所费不多，却很实用。”沈嘉禄记忆中，小到一支钢笔的铱金笔尖、热水瓶塞子、一粒纽扣，都有零拷服务，“写作多了钢笔容易坏，铱金笔尖换一只只要4分钱，这样的小生意商家也肯做。城隍庙里有‘纽扣大王’，花样繁多，一粒纽扣都能配。再比如金陵东路上卖服装辅料的小店，无论是花边、辅料还是拉链、宽紧带，都有零配。以前大家身上穿的毛衣都是买绒线自己织出来的，如果织着织着发现绒线不够了，也可以去绒线商店一两一两再配——不过有时候不同批次会有点色差”。
不由得想起了上海闻名全国的“假领头”，也算是衣服的“零拷”了。在物资贫乏的年代，上海人民依然竭尽所能地追求生活品质，“零拷”正是彼时市场对生活的呼应。
而“零拷”从时代中逐渐退场，则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事了。随企业改制的盛行，利润与工资挂钩以后，“针头线脑”的零售生意开始式微；另一方面，上海人民的收入也在迅速提高，人们开始不再需要对“小钱”精打细算了。供与求，双方都发生了改变，零拷也就随之渐渐淡出了市场。
如今，零拷早已退出历史舞台，只是偶尔，还会出现在新闻里——比如2019年时，媒体曾报道淮海中路“全国土特产商店”零拷酱菜柜台的花生酱，年销量“用35厘米高的白桶装，便能堆出3座东方明珠塔”。零拷变成了“零星”出现的销售方式，但时至今日我们仍就怀念“一百样都能零拷”的货郎担、烟纸店、小百货商店，不只因为那里记载了我们的青葱岁月，更因为，无论零拷还是量贩，上海人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，跨越历史长河，始终如一。
